关于朱元璋的作品那么多,为什么吴晗写的《朱元璋传》成了经典?

《朱元璋传》是中国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的代表作,也是一部从1943到1964,二十年间四易其稿的史著。尤其是1965年又三联书店出版的版本,和1944年在创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相比,变动幅度之大,几乎是重写的一稿。

由于《朱元璋传》的第一读者是领袖,因此给了作者吴晗无上的荣耀和无形的重负。那么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,又讲述了怎样的朱元璋呢?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

吴晗: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

1943年至1965年间,吴晗先后撰写了4个版本的朱元璋传记。最早是1944年的版本,当时有两个书名,分别叫做《明太祖》和《由僧钵到皇权》;1949年又出版了第二个版本《朱元璋传》;1954年,他又撰写了《朱元璋传》的第三稿,油印一百多册散发给朋友征求意见;在第三稿的基础上,最终写成了《朱元璋传》的第四稿,于196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。

一部传记,前后三十多年,几易其稿,才对朱元璋作出了最全面、最权威的评述,使《朱元璋传》在明史研究和传记文学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,成为朱元璋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和朱元璋传记的最早范本。

吴晗不仅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史学家,还是北京市副市长。为了改变建国初期国民文化落后的状态,他全力以赴投身于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之中。尽管工作事务繁忙,但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。他的代表作品《灯下集》,从书名就可以得知他是如何不知疲倦,在灯下争分夺秒地攻读和写作的。在他看来:“把知识交给更多的人,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。”

1958年秋,吴晗打算编写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。这一想法刚一提出就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。于是他邀请一些历史学家、教授组成了编委会,自己担任主编,亲自拟订选题,甚至亲自组稿,甚至连稿件的最后审定,都是由他亲自过目后,才送交印刷出版。

在五六十年代,吴晗写了大量的论文、杂文和戏剧,向社会宣传历史知识。1961年,北京官方刊物《前线》杂志开辟了专栏《三家村札记》,一共收录了65篇文章,其中有21篇是吴晗的杂文。这些文章里大部分是介绍古人读书治学、修身养性的,也有提倡移风易俗,赞扬道德新风尚的。用评论家的话说,处处“有着智慧的闪光,能帮助读者开阔眼界,增长知识,提高识别事物的能力。”

除此之外,吴晗对其他历史教育工作者也十分尊重。那时候,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写好的书稿送给吴晗审阅,而吴晗无论工作多忙,都会认真阅读,并亲自润饰文字。1963年,农村读物出版社把两本新编韵文启蒙读物的稿件送给吴晗审阅。起初他们以为吴晗会因为工作太忙而退回稿件,即便是要审阅,最少也要十天半月,哪知道只过了三天,出版社的编辑就收到了吴晗的审读意见,而且他对每本稿件都作了认真细致的修改,连错别字都修改过来了。他之所以如此认真对待这项工作,就是因为他自觉地承担起了普及历史教育的责任。

《朱元璋传》:四度改写的史著

1943年,吴晗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。朋友林同济向他约稿,邀请他编写一本历史通俗介绍小册子,初步命名为《由僧钵到皇权》。当时出版社给的时间是两个月,尽管时间紧,但吴晗还是答应下来了。因为当时的吴晗经济状况捉襟见肘,家乡在战乱中沦陷,逃难出来的母亲和妹妹连穿的衣服都没有,面对天天上涨的物价,怎样生存下去成了一个严峻的考验。

这次约稿无异于给了吴晗一条救命稻草,况且对方还给出了一万元的高额稿费,“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,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。”吴晗当然不会拒绝。出版社先是预付了3000元定金,吴晗立即寄2000元回家,以解燃眉之急;余下一千元,做了妻子的医疗费。

20年后,吴晗透露自己当时写作此书还有另一个原因:“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,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,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,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,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地斥责,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。”

可以说,正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吴晗写出了这本小册子。先后印成两个版本,一个叫《由僧钵到皇权》,另一个叫《明太祖》。由于多出来的这个版本,吴晗又多得了一笔稿酬。

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,吴晗在参考了《元史》《明史》《庚申外史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《太祖实录辨证》《辍耕录》等有多部著作后,从1943年7月7日动笔,9月9日杀青,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了8万字的书稿。1944年6月,由重庆在创出版社以《由僧钵到皇权》的名字出版,随后又被重庆胜利出版社收入由潘公展、印维廉主编的《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》第一辑,书名为《明太祖》,在书末加了一个附录年表。

全书共分五个章节记述了朱元璋一生的经历和功过。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,参考资料匮乏,时间又太过仓促,有些地方写的粗疏,弄错了不少史实。尽管如此,这本书却达到了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的预期目的。特别是第四章《恐怖政治》,更是借朱元璋在洪武建国后“特用严刑治国,诛杀屠戮,几无虚日”的强化封建统治来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。

吴晗借胡惟庸、兰玉等冤案,揭示了朱元璋大肆诛杀臣属的情形。此外,还揭示了朱元璋设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,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:“在军队中,在学校中,在政府机关中,在民间,在集会场所,甚至交通孔道,大街小巷,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”,这与当时这回紧密呼应,读者一看便知影射的是什么。

尽管如此,对于治学严谨的吴晗来说,这本书称不上是正经专业的史书。因此在回到北平后,他决定查阅更多的史料,重写此书。这一次,由于资料比之前丰富得多,因此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将近一倍。为了跟第一个版本区分开,这次的修订本使用了《朱元璋传》的书名。

1948年8月,《朱元璋传》定稿了。三个月后,吴晗带着书稿进入解放区,来到河北西柏坡,受到领xiu的接见,并把书稿拿出来请领xiu审阅。这一次经历让他得到了新的修改方向。但是由于当时的他已经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,公务繁忙,因此直到5年后,也就是1954年,他才挤出时间,重写《朱元璋传》。

第三次的修改断断续续花了一年的时间,但他对这个版本却没有自信,依然担心里面的历史内容写的不够准确,因此这第三个版本他并没有拿去正式出版,只油印了一百多本,分送给各方面专家及朋友,听取意见,其中当然包括提出宝贵意见的领xiu。没过多久,吴晗便收到新的反馈: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,是该肯定的,应该写得好点,不要写得那么坏。

这个意见让吴晗犯了难。要知道,当初写这部书的初衷是“影射蒋介石”,当然不可能把他写得好了。何况晚年的朱元璋诛杀大臣,祸害百姓,大兴文字狱,用特务手段制造恐怖,这些也都是真实存在的,怎样才能把他写成好人呢?一时间,吴晗竟找不到修改的方向,无从下手了。直到1964年,距离上一个版本已经过了9年的时间,吴晗才对《朱元璋传》进行了第四个版本的修改。

当时吴晗正在生病休假中,离开工作岗位的他时间上充裕了,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,《朱元璋传》终于定下稿来。在这个版本中,吴晗对朱元璋作了一番辩解:“他用流血手段进行了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,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,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。”

对于把朱元璋“写得好点”的建议,吴晗先是在结尾处对朱元璋加以了肯定:“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较,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人物。他的功绩在于结束了元末二十年战乱的局面,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;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,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……大大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;在于解放奴隶,改变了元朝贵族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,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;在于严惩贪官污吏,改变了元朝后期的恶劣政治风气;这些措施都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,是应该肯定的。”

最后他得出结论:“如上所说,朱元璋有许多功绩,也有许多缺点,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,还是功大于过的。”尽管做了以上修改,但关于朱元璋随意诛杀官员百姓的所作所为的内容依然做了保留,从这一点上看,吴晗坚守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史德。

1965年2月,第四版书稿终于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印出,就有了我们如今看到的《朱元璋传》。

朱元璋:有功有过,并不是一个好皇帝

吴晗在《朱元璋传》中,既不以其善而隐其恶,也不以其恶而隐其善,竭力描写朱元璋的真实品格,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比较真实的朱元璋。

众所周知,朱元璋生于安徽凤阳的一个极度贫苦的农家,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,他的出身最为低微。他父母死于瘟疫,因衣食无着,17岁那年,他便到濠洲钟离皇觉寺当和尚,不久云游四方,居无定所,风餐露宿,靠化缘度日,形同乞丐,备受欺凌。

但他却很有江湖义气,这一点在《朱元璋传》中也有描述:

有一次,朱元璋正在替别人放牛,同村的几个小伙伴在山上玩饿了,找不到吃的,他便将自己正在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。事后,朱元璋一个人承担了全部后果。他告诉牛主人,小牛钻进石洞里,拉不出来了。可是事情败露,朱元璋挨了一顿痛打,丢掉了这个放牛的差事。

对于此事,吴晗评论道:“朱元璋虽然吃了苦头,丢了饭碗,却由此深得伙伴们的信任,认为他敢作敢为,有事一身当,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。”

也正是因为江湖义气,朱元璋在投奔红巾军后能够迅速脱颖而出,得到了元帅郭子兴的赏识,将他提拔到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,并把自己的养女嫁给他,这个养女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马皇后。

后来,朱元璋之所以能团结起一批死党,死心塌地的拥戴他,靠的也是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。有一次,郭子兴被仇家绑架关进地窖,他的所有亲信都纷纷怕惹祸上身,只有朱元璋带人去营救郭子兴。有人劝他不要自投罗网,他却大义凛然地说道:“郭公有大恩于我,现今有难,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,还能算个人吗?”

不仅如此,当郭子兴走投无路,不得不去投奔朱元璋时,朱元璋甚至将自己手下的数万人马拱手交给郭子兴,自己甘愿辅佐这个曾经的恩人。正是靠着江湖义气,那些曾经分吃过小牛犊肉,和后来在红巾军一起拼命过的伙伴们,大多成为朱元璋手下的得力干将,跟着他出生入死打天下。

在治国方面,朱元璋也是个人才。《朱元璋传》里有这样一个小细节:朱明王朝建立后,用了20年的工夫,大规模推行土地丈量,将其四至、形状、土质等级等详细登记,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鱼鳞图册和赋役黄册制度。

经过蒙元近百年的残暴统治和几十年的战争,中华千里赤地,田土荒芜,朱元璋通过土地登记,稳定了人心,规定凡是种植无主地和开垦荒地的,由国家颁发土地证,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,同时又维护了公平,减轻了社会矛盾。以往全国半数的土地没有入籍,导致面积和负担轻重严重不一致。查清了田亩,使较为公平的赋税成为可能,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。

他克己勤勉,利用全部的精力时间来管理他所首创的朱家皇朝,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,批阅公文,一直到深夜,没有休息,没有假期,也从不讲究调剂精神的文化娱乐”。吴晗还统计了朱元璋的工作量:“平均他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个报告,要处理四百多件事”。正是这种自虐式的勤政,给朱元璋的身体带来了严重损害,“他把全副精力处理国事,过分紧张疲劳,五十岁以后,体力便支持不住了,害了心跳很快的病症。”

尽管朱元璋义气、勤政,但却依然不能说他是个好皇帝。在第四章《恐怖政治》中,吴晗揭露朱元璋屡兴大案,“从开国元勋到列侯、裨将,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,进士、监生,富人、地主,僧道、屠沽,甚至亲侄、亲甥,一有不是,立刻丧家灭族”“杀得全国寒心,人人战战兢兢,不知命在何日”“洪武一朝的历史可以说是血写的”等等,处处充满着血腥。

吴晗还着重陈述朱元璋利用锦衣卫实行特务统治的残暴恶行:“在旧式政体之下,皇帝只是代表个人和家族,以及外环的一特殊阶级的利益,比较被统治的万民,他的地位,不但孤立,而且永远是在危险的边缘,尊严的、神圣的宝座之下,酝酿着待爆发的火山。为图权威和利益的持续,他们不得不想尽镇压的法子。公开的律例和刑章、公开的军队和法度不够用,他们还需要造成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、特种监狱和特种侦探,来监视着每一个可疑的人和可疑的官吏。他们用秘密的方法侦伺、搜查、逮捕、审讯、处刑。在军队中,在政府机关中,在民间,在集会场所,甚至交通孔道,大街小巷,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。执行这些任务的特种组织,在汉有诏狱和大谁河,在唐有丽景门和不良人,在宋有诏狱和内军巡院,在明初则有锦衣卫。”

这一章还利用一些野史笔记的材料,描述朱元璋“以文字疑误,发脾气杀人”的文字狱,以致“举国上下都诚惶诚恐,拱手听命”。另外朱元璋使用酷刑车裂胡维庸、兰玉,动不动就灭九族,这九族中甚至还包括老师,这在历朝历代都极为少见,也说明了朱元璋性格中残忍的一面。

总的来说,《朱元璋传》中肯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朱元璋,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极大,即使在今天的众多论著和教材中,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大多沿用吴晗的观点,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微信 美文-微信文章库-我的知识库 » 关于朱元璋的作品那么多,为什么吴晗写的《朱元璋传》成了经典?

觉得文章有用就打赏一下文章作者

支付宝扫一扫打赏

微信扫一扫打赏

我的知识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