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存在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,为什么会被大儒顾炎武抨击?

科举制度是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。科举制的首创时间史学界存在争议,有汉朝、隋朝、唐朝多种说法。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,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。

顾炎武是南直隶昆山(今江苏昆山)人,本名绛,乳名藩汉,别名继坤、圭年,字忠清、宁人,亦自署蒋山佣;南都败后,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,改名炎武。因故居旁有亭林湖,学者尊为亭林先生,并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。

近来笔者读到一些“顾炎武抨击科举制”的言论,私以为其中存在一些疏漏,故与大家做此讨论。顾炎武所提之《生员论》,主要内容有四:

第一,考生在当时已成为一种“特权人物”。他们在乡里坊间担任讼师勾结贪官污吏,鱼肉百姓。此外,只要官府无法让生员满意,他们便会云集起哄。一旦官差对他们进行训诫,生员又会大喊着“杀士”、“坑儒”一类的话,使官府对他们奈何不得,实是“欲治之而不可治也,欲锄之而不可锄也。”

第二,冗多的生员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最大负担。一些大的县城里,在册的生员起码有上千人。一个县城倘若有十万顷土地,其中,差不多有一半被生员占用。由于,他们无需承担徭役赋税,所以,这些负担自然由百姓承担。此外,每年生员的科举费用,均要从赋税中抽取,所以,百姓要承受的负担随着生源数量的增加与日俱增。

第三,参与科举的生员来自五湖四海,他们的家乡相隔千万里,所以,日常使用的方言千差万别。这种地域上的差别,给了生员、官场勾结提供了便利,为官官相护、朋党之争埋下隐患。每一届中进士的考生都会称主考官为“座师”,称一块参与科举的进士为“同年”。座师的儿子被进士称作“世兄”,同年的儿子被进士称作“年侄”。一个地方的进士自称为“门生”,在他将来入仕担任考官后所取的进士称作“门孙”。正所谓“朋比胶固,牢不可解”,能登科入仕的考生绝大多数都是“关系户”。

第四,国家不拘一格降人才,想要选拔的是“明六经之旨,通当世之务”的人才。然而,朝廷规定的考试内容(八股文)显然不属于这一范畴。自八股取士的风气兴起,大街小巷的书坊里所售卖的全都是八股文,是以“舍圣人之经典、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,而读其所谓时文。时文之出,每科一变,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,而小变其文,即可以取功名,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过。”

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,顾炎武所反对的并不是“科举制”,只是当时有关生员(考生)的一些社会阴暗面,以及考试内容(八股文)的危害。

而顾炎武对八股的抨击,其实,是要结合社会背景来看的。

以孔孟为首的儒学,所讲求的是君臣父子条理分明,意味非常明显,那就是每个人都要忠于统治者,不能包藏二心。

东周为何纷乱?

很大程度是因为各学派林立,每个人秉持的思想不一样,想要统一中原必须要统一各学派的思想。对于统治者而言,只有儒学是最适合巩固封建帝制的,所以,在未来的千百年里,儒学始终占据着主导。然而,我们不能就此将儒学经典八股与迂腐落后划等号,倘若,没有科举制,以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就只能从贵族中选拔人才,其危害不言自明。

若科举制不考取八股,而是放开门槛考实学,那么,肯定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,届时思想势必难以统一。所以,对于封建时期来讲,八股取士实属无奈之举。

那么,八股文究竟是什么呢?为什么近代大思想家均对其忌讳莫深呢?

说起来,八股只不过是一种格律,也就是一种行文方式罢了,由破题直至束股。虽然这种格律是比较僵化的,但这种思维方式却是比较正常的,这就像是在以解数学题的过程在剖析事物罢了。所以,严格来说顾炎武先生所反对的,其实是僵化的思维。在时代即将迈入下一阶段时,八股取士这种僵化思维退出历史舞台是大势所趋,人们的思想也要更加开放,这才是顾炎武先生想要阐述的。

况且,在《生员论》里,抨击八股只是其中一部分,更多的是对生员群体的探讨。读书人以“生员”这一身份作为挡箭牌,游走于律法的边缘,这自然是一种危害社会的不良现象。数量庞大的生员占据了大量民生资源,虚耗民财,这也是国家要考虑的经济问题。至于官场上的官官相护、托关系走后门,这种现象古而有之,每个封建朝代的官场都大同小异,这已是历史问题,而非科举之过。

故此,我们要正确看待顾炎武先生的《生员论》,看清作者想要揭示的社会现象,切莫望文生义。

参考资料:

【《生员论》、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》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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