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的西北角,矗立着的是今年方竣工的明德楼。曾经风传,在这座庞大的建筑打地基开工时,挖出了一座古墓。 不论古墓至今是否还有部分废墟躺在红砖之下,中区食堂和实验楼之间的空地上,现在仍然躺着一些石头制成的雕像。在挖掘和搬运的过程中,有的丢掉了头,有的断去了下半身。他们手持笏板,身着的官服上还有标明官职的动物图案。 这些沉默的石人暗示着,此地在1950年变成人民大学的西郊校区之前,曾经有着不同寻常的过去。 事实确乎如此。虽然疑似汉族的石人官僚身世仍然是一个谜,但在这个学校入驻这片地盘之前,这儿曾经是一个家族的坟地,先后埋葬过两个女人,两个男人。这四个逝者,都和一个满清皇族的显赫才子有关。他就是大清帝国最杰出的词人———纳兰性德。 这四个死去的人,分别是他的妻子、母亲、儿子和孙儿。 纳兰家的伤心地 康熙十六年,农历五月三十(即1677年6月29日),一支送葬的队伍沿着京城通往京郊玉泉山的官道缓缓前行。走在丧葬队伍最前的四人,抬起的棺木里躺着的是清初大词人纳兰性德年轻的妻子卢氏。卢氏死时年仅21岁,死因至今未明。 在此之前,她和这位大词人结婚也才三年。而这一年,纳兰性德为尽皇家侍卫的职责,频频伴皇帝出游,在卢氏将要撒手西去时,他才刚刚得到假期回到家。他们唯一的儿子海亮,于那年5月出生,有专家认为,是这场母难让卢氏染疾不治。 半个月诞生的悼词《青衫湿遍·悼亡》成了千古绝唱:“到而今,独伴梨花影,冷冥冥,尽意凄凉。”有评论云:“绵长婉转,凄凉不堪,几近鬼语。”当时,卢氏被厚葬之地,就是京城西郊的桑榆树。现在的人大校址,就恰好坐落在这个地方。 相传北京西直门外十五里有一村落,形成于明代,因多桑榆而著名,故名桑榆树。后来几经改名,现在叫做双榆树。清兵入关后,仿效前朝对皇亲国戚赐地,以示恩宠。桑榆树这片土地,便划归原属北方显要的纳兰家族,成为其一处祖茔。 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说起,他民国初年从西城乘人力车至西郊授课,经过海淀黄庄前一站,称之为“叶赫那拉氏坟”。这个“坟”,说的就是位列满清皇族的纳兰氏。 1670年,康熙在位年间,大学士明珠,在这块纳兰氏的祖坟前建了个花园。他是纳兰性德的父亲。这个祖坟边上的花园,既供去往畅春园的途中休憩,也可以让爱子纳兰专心读书。庭舍逶迤,回廊密布。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馆的张永江介绍,这是旧时北方民族的一种习惯,以方便祭祀。 未曾料到的是,卢氏是纳兰性德在有生之年送往桑榆树祖茔的第一人,也是最后一个。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,这位满清第一词人31岁便长辞于世,葬在纳兰家族另一处祖茔———皂甲屯(现在的海淀区上庄)。而他死去的那天,恰与卢氏同月同日,都是五月三十。 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降临在这个家族里。这片纳兰家的伤心地,继卢氏之后还葬下了三个与纳兰性德血脉相连的人。康熙三十三年,性德的生母、努尔哈赤的嫡孙女觉罗氏,葬于“双榆树之原”。康熙三十六年,性德的儿子福格葬于“双榆树之阡”,时年26岁。乾隆年间,性德之孙、福格之子瞻岱,也是葬于此。 什么人都埋的乱坟场 1950年,纳兰家的祖茔,划归给了中国人民大学,用来建设新校舍。为了区别于东城区铁狮子胡同的校部,定名为西郊校址。 “人大这块地方,在建校之前就是一个乱坟场,从王爷到普通老百姓,里面埋的什么人都有。”在人大后勤集团维修组工作的杨师傅,是从小长在人大的“土著”。 他站起身,指着院内被杂物围绕的几棵柏树说:“这样的柏树,还有松树圈,就是表示里面埋着的是有钱、地位高的人家。就是这几棵柏树,打有记忆的时候,我在这边玩,它们就是这么粗,现在还是一样。” 据人大清史研究所的张永江介绍,古代王家、权臣的家墓,一般由三部分组成:主体为隆起的宝顶,宝顶下为墓主的骨质,墓前有神道,道旁立石象生,道前再用一个高大建筑,如石碑遮挡,此三部分,一起由一圈松柏环绕。这也就是说,松柏包围之处,便是曾经的坟茔所在之地。 根据部分人大老教师的回忆,建校之初,校内栽种的全是松柏之类的树木,但在人大进驻之后,对校内树种进行了更换,白杨树成为道路两旁的主要树种。除此之外,“人大解散时,二炮搞建设、挖防空洞时,砍了不少松树和柏树。”(杨师傅语) 还是孩子的时候,杨师傅就听住在人大的老一辈人谈起,人大的旧址有四个地方埋了地位比较高的人,这与历史上的记录相符。但时过境迁,不仅墓地上的风物现今不再,墓冢下的孤魂,也先后迁出了人大,迁去了纳兰家位于皂甲屯的祖茔。 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,纳兰性德之妻卢氏的墓,迁往皂甲屯,后来,他的母亲觉罗氏,也迁往了那个祖茔的西北角,与丈夫合葬。皂甲屯在历史上,是纳兰家正统的归宿。剩下的葬在这儿的两位后嗣,在解放初也都被迁往了皂甲屯。 后勤集团的王师傅和杨师傅,至今还能回忆起幼年时挖掘坟墓的现场:“当时,我们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,只是看见一群人在看热闹,就凑过去看看。谁知道挖了一会儿,红色的棺木露了出来,施工队赶紧小心动土,叫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来勘察。” “坟墓里面,大棺材套着小棺材,一看就是有钱人,陪葬的东西也不少。我记得最深的就是一个好长的宝剑。”杨师傅一边说着,一边比划着宝剑的长度。 如今,这些文物已然被收进了博物馆深处。除了那些蜷曲的古树,还能证明这里有昔日显赫墓葬的,只有那些陪葬的石雕了。这其中,就包括了校医院后草地上卧放着的一尊石马、一尊石羊。
谁是尚在沉睡的亡灵 对人大校园内的石羊和石马,张永江认为“是石象生”。“石象生”始于秦朝,意指古代帝王陵园及贵族墓葬中设置的石质雕刻品,以人、狮、麒麟、羊、马等为形象,排列在神道两边,通常成对出现。古人认为,它们有守墓和保护亡灵的作用,守候的墓主人,一般来说身份高贵、权势重大。 那么,这一对古墓的守护者,归属于谁呢?曾在这片土地下葬的四位纳兰性德的亲人,有谁能得到这样高贵的庇护? 纳兰性德的妻子卢氏,是两广总督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兴祖的女儿,身份显赫,而皇帝赐予她的最终封号仅仅是“淑人”(据徐乾学《纳兰君墓志铭》)。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德鸿(现已退休)的说法,卢家是汉人里的大族,满门官宦,但据古代官职等级,“淑人”仅仅是对三品官夫人的称谓。 词人的母亲觉罗氏,是努尔哈赤的亲孙女,其父亲英王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。去世时得到的封号长得拗口:“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相国纳兰公(即明珠)原配一品夫人。” 纳兰性德的儿子福格,虽被康熙帝选中作为近身侍卫(据《富公神道碑》),但在刘鸿德研究员的描述中,他“还未大展鸿才、有所建树,‘仅逾弱冠,竟以一疾长逝’”。 福格的儿子瞻岱,根据刘德鸿的看法,“提督带左都督衔者为正一品,代都督同知衔者为从一品,瞻岱的官衔带有‘都督同知’,即表明他是从一品的官员。” 想要死后得到“石象生”保驾护航,主人的地位不高不行。《大清会典事例》明文规定过官员的墓制,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官员,才准许拥有包括石马、石羊在内的陪葬物。可见,曾经葬于此地的四人中,唯有觉罗氏、瞻岱二人有此资格。 那么,到底谁又是石羊、石马的主人呢 桑榆树虽为纳兰家祖茔,但该家族更正式的祖茔,却在皂甲屯。那里葬有纳兰氏的先祖,而在桑榆树葬下的,或是“庶出”(如福格、瞻岱一支),或为“暂厝(埋葬)”。 刘德鸿在他的著作《清初学人第一———纳兰性德研究》中说:“当时以男性为主,丈夫未死,不能将其子葬入祖茔正位。明珠去世后,觉罗氏便与明珠合葬在皂甲屯祖茔。”作为事实例证,解放后,在皂甲屯发掘出了明珠和觉罗氏的墓志铭及随葬物品。 石羊石马百年来忠实守护着的,是瞻岱。然而,由于史料缺乏,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如此的模糊,以至于直到今天,他的墓碑仍然没有被发掘出土。 面对这个看起来唯一的结论,人大清史馆的张永江老师说:“我们国家并不提倡主动发掘文物,现在都挖完了,后人怎么办?由于史料现在不是特别全面,这一切也只能靠学术上的推测。石羊、石马以前是不是在现在的位置,它们的归属到底是谁的,在没有确切的文物出土前,还有很多疑团。”
历史链接 纳兰性德的历史文化地位 纳兰性德原名纳兰成德,字容若,号楞伽山人,满洲正黄旗人,善骑射,好读书。词以小令见长,多感伤情调,间有雄浑之作。生于顺治十一年腊月十二日(1655年1月19日),卒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(1685年7月1日)。短短人生三十一年中,以其诗词才情为后世赞誉。梁启超称其“清初学人第一”,而国学大家王国维则评价他“北宋以来一人而已”。 他的词中显现着一种华贵的悲哀,一种优美的感伤。后人将他和朱彝尊、陈维嵩称之为清代“词家三绝”。 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,是康熙年间的权臣,官至武英殿大学士,纳兰性德本人也为“进士出身”,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纳兰性德,在他的词中曾也有过“出则兼济天下”的雄心,十八岁中举之后,倾心于汉族文化的纳兰性德,拜饱学之士徐乾学为师。考取进士之后,这个满腔抱负的年轻人,没有被康熙帝委以重任,因“天子用嘉”,授为三等侍卫。这与他最初的远大理想相悖,心中的悲郁,也给他的词笼罩了一层特殊的愁苦色彩。 但是仕途上不如意的纳兰性德,对汉族文化却有很深的造诣,在诗词方面著有《侧帽集》、《饮水词》等,还曾与徐乾学合著,辑刻唐以来说诸经书为《通志堂经解》,其所著的《渌水亭杂识》,内容涉及历史地理、官方吏治、宗教艺术、天文历法,甚至为人之道。
文章转自十二年前的北京青年报,感谢记者前辈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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