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,这位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人才,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。对于自己的来历,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里面交代得清清楚楚。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记载“昔在颛顼,命南正重以司天,北正黎以司地。唐、虞之际,绍重、黎之后,使复典之,至于夏、商,故重、黎氏世序天地。而九世祖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,司马迁说:“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。年十岁则诵古文。”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,司马迁说:“二十而南游江、淮,上会稽,探禹穴,窥九疑,浮沅、湘。北涉汶、泗,讲业齐鲁之都,观夫子遗风,乡射邹峄;厄困蕃、薛、彭城,过梁、楚以归。”他的自豪首先来自家世。司马家原本就是一个史学世家,司马谈在武帝朝担任太史令,《太史公自序》里完整收录了他的《论六家要旨》,彰显了其学术和思想。这里有几个可能的用意。其一当然是司马迁作为儿子,不仅想留住父亲的名字,而且要把父亲的重要贡献借由自己的著作保留下来;其二,他想展示,司马谈这样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,最大的本事是把过去几百年非常繁杂的现象化繁为简,同时不扭曲地表现出来。
早在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时,汉武帝翻阅《孝景本纪第十一》和《今上本纪第十二》后,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,不禁勃然大怒,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,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,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。公元前99年,武帝想让名将“飞将军”李广的孙子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。李陵谢绝,根本不给汉武帝面子,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,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。兵败被俘,汉武帝震怒。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,全家当诛。而在这时,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。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“矢尽道穷,救兵不至”,而且李陵是希望“欲得其当而报汉”。李陵虽然兵败,但是他以少胜多,以弱胜强,“其所摧败,功亦足以暴于天下”。
但是令司马迁没想到的是,他的这些慰藉武帝的话没有得到武帝的理解,换来的是汉武帝的勃然大怒。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,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(此人就是个小人,后来带领10万汉军投降匈奴,1年后被匈奴烧死),批评自己用人不当,造成军事失利,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,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,在大怒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,以“诬罔”(欺骗皇帝)的罪名判处死刑。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,第一种是“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”。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“死罪欲腐者,许之”,处以腐刑(阉割)。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,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。对此他曾表示过“祸莫憯于欲利,悲莫痛于伤心,行莫丑于辱先,而诟莫大于宫刑。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”。
在当时的那个社会来说。一个人宁愿死也不愿意接受宫刑,这是被当时的士大夫所不容的。可想而知,司马迁他内心受到的煎熬有多大的,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想象的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到了自己的心境,但是也重新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,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,用之所趋异也。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你做的事情的价值。因为他没有完成《太史公书》,这就是他活下去的理由。在《报任安书》还写到这样的段话:古者富贵而名摩灭,不可胜记,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,故述往事、思来者。乃如左丘无目,孙子断足,终不可用,退而论书策,以舒其愤,思垂空文以自见。这就是他以古人的事迹为榜样,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。至此,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,面对极刑而无怯色。在坚忍与屈辱中,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。
司马迁是不幸的,同时也是幸运的。
致敬史学英雄—司马迁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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